71岁的赵珩出身名门世家，曾祖赵尔丰是清廷封疆大吏，曾任四川总督、驻藏大臣；曾伯祖赵尔巽更是官至盛京将军、东三省总督，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总裁；祖母曾做过北京东城区政协联系人，不少朋友都是前清遗老遗少，其中包括末代皇后婉容的胞弟郭布罗·润麒。1950年代，赵珩和祖母一起住在东四二条，家里有位杂役老夏，在北洋政府时期的政要家中当过差。张勋复辟的始末，老夏不知给幼年的赵珩说了多少次，演绎得如同《三国》故事一样精彩。

在这种环境下长大，赵珩自然对庄士敦笔下的晚清历史和旧闻逸事非常熟悉。庄士敦在樱桃沟的别墅，也是在他的奔走呼吁下，得到了妥善保护。

高伯雨译注的《紫禁城的黄昏》出版后，赵珩接受了第一财经的采访。

带有人文色彩的“帝师”

第一财经：你为什么会对庄士敦感兴趣？

赵珩：我十二三岁开始读《我的前半生》，因为里面提到的很多人都很熟悉，所以那本书几乎读得滚瓜烂熟，自然就对书中出现的庄士敦感兴趣——他对中国好奇，我对他的人生经历也好奇。

第一财经：贝托鲁奇在拍《末代皇帝》时说，他对溥仪有同情。你觉得庄士敦对溥仪是否也有这种感情？

赵珩：同情肯定是有的。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说，“自从来了庄士敦，我又多了一个灵魂”，这是溥仪的心里话，他确实是把庄士敦看作精神支柱。但庄士敦对溥仪的感情超过溥仪对他的，因为溥仪作为皇帝毕竟还是俯视的心态。

第一财经：庄士敦一方面给溥仪提供欧洲新式教育，甚至带《新青年》给他看，另一方面又热衷清朝的官场派头，称溥仪为“我的龙”，支持他复辟。应该怎么看待庄士敦身上的这种矛盾性？

赵珩：因为他不是那种典型的殖民地官员，而是既有西方人文精神的色彩，又对中国文化有感情，受了中国文化影响，对于溥仪的个人感情也非常深。

第一财经：你怎么评价庄士敦做“帝师”的这段经历？

赵珩：他是一个有西方人文思想的人，把溥仪当作真正的人来看。他还是恪尽职守的，以客卿的身份给溥仪传授新知、介绍新思想，没有做超过身份以外的事。只是在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回到北府，他曾帮助联络英国大使馆，并在进入日本大使馆的过程中起了斡旋作用。

第一财经：但是后来溥仪被逐出紫禁城，养心殿里留下的有些信中表明，庄士敦曾试图游说外国政府帮助溥仪复辟。这算是“帝师”身份之外的事吗？

赵珩：庄士敦进紫禁城的时候，丁巳年张勋复辟已经失败，在紫禁城那五年，溥仪已经是逊帝，政令不出紫禁城。他确实在与溥仪的通信中谈过帝制，因为他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英国，英国就有君主立宪，所以他肯定想过在中国是否有复制英国做法的可能。但说是说，做是做，庄士敦其实并没有真正参与复辟，因为他在中国待了那么久，知道民主共和已是大势所趋。

有些翻译未免“标题党”

第一财经：你怎么看高伯雨译注的《紫禁城的黄昏》？

赵珩：庄士敦的全书如果都翻译，内容很多的。高伯雨是直接从第八章开始译注，我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。因为前面七章关于慈禧时代、光绪时代以及辛亥革命过程，当时他没到紫禁城，很多东西都是听来的。另外，高伯雨这个译注本是夹叙夹议，相当于注以外还有疏，又加了很多东西，扩大了书的内容。

第一财经：增加的内容里面，有哪些是比较有价值的？

赵珩：高伯雨注疏的时候，包括年代、事情都注得不错，这是本书很大的一个优点。说下书里给我印象最精彩的两个地方吧。一个是溥仪生母瓜尔佳氏自杀，他引用文章做了前因后果的背景补充；还有一个就是庄士敦写到明朝延恩侯朱煜勋的地方，他补充了一篇自己写的讲“延恩侯”历史的文章，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。

第一财经：在你看来，他的译注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？

赵珩：问题呢也有，第一是高伯雨的掌故，第一手资料的东西不多，很多都是引经据典。他虽然在北京待过，但对北京有些地方并不熟悉，也没有真正感性的认识。第二是立场和感情问题。高伯雨主要在广东、香港地区生活，长期为报刊写文章，受孙中山影响比较大，思想比较激进，有些翻译是破坏了庄士敦原书本意的，然后他又注又疏，意思就更变了。举个例子吧，有个章节的标题，他翻译出来是“乳臭未干的龙”，庄士敦肯定不会这样写的。这句话如果要翻译的话，可以译成“少年天子”或者“冲龄”嘛，什么叫“乳臭未干的龙”呢？这就是旧式报人习气，按照今天的话说，就是有点“标题党”。